于 溯 | 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
摘 要
在东汉到唐的几百年间，物质文献因纸张逐渐代替竹帛而发生重大变革，与之同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文献史现象是，文献记忆极度兴盛，记忆成为纸张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由文献记忆形成的“记忆本”，被当时人视为版本学意义上的文献形态，它全套移植了写本从制作到校勘各个步骤的概念，并可以与写本自如互校。记忆本较写本更为易得、易读、易检、易携，它迫使物质文献不断自我改进，以期尽可能模拟到记忆本之优长，使读者从记诵中解放出来。文献记忆和物质文献共同参与了中古文献的形成和流通，中古文献史的面貌，要比学界过去认识的更加复杂。
作者 / 于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载 /《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154-164页
作为人类本有的一项生理功能，记忆力深刻地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诞生于各文明早期的神话故事曾凭藉记忆口耳相传，在古印度，佛教经典也长期通过口诵流布。古希腊人甚至已经有了系统训练记忆的技艺，这种技艺后来受到罗马演说家的大力推崇，他们将“记忆术”列为古典修辞学的一部分，还奉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为记忆术的发明者。但是，随着书写和文献制作技术的逐渐发达，是用记忆来承载和传播文明，还是用文字、文献来承载和传播文明，人们有了两种选择。既然记忆作为知识和信息的一种载体，在功能上和文献是有所重叠的，它与文献的关系就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就假借埃及法老塔穆斯之口说，文字会导致人们善忘，因为人一旦学会文字就不再努力记忆了。这种记忆与文献对立竞争的观念影响至今，比如文艺复兴史学者叶芝认为，记忆技艺的衰落正是缘于印刷书籍“摧毁古老的记忆习惯”，阿莱达·阿斯曼在研究记忆史时也表示，那既能放在书里的，就不必放在脑中，记诵的衰落“正与外在于人体的功能强大的知识存储器飞速增长的容量相对应。”
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看，人体外的知识存储器最终战胜有生理局限的人体本身，无疑是确然的；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时空中、在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情境下，文献和记忆的关系还远非那么简单。印度佛教一度依赖口诵传教，据说就是因为那里的学者和哲学家看不起文字。中国文化对文字和书写极度推崇，汉字拥有神圣的起源故事，书写拥有高于口说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敬惜字纸观念，但背诵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与文献的结合方式，也长期受到不亚于物质文献本身的重视。在《金石录后序》那个著名的片段里，李清照这样描述她和丈夫的日常生活：“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那能放在书里的，不但也要放在记忆里，而且是连书一起放在记忆里的。
“文献记忆”是记忆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它是以记忆的老对手——文献为对象的记忆，是以字句为元素的记忆。这种记忆活动只能发生在文字出现后，也只能发生在识字并能接触到书的人身上。在不同的文化或时代中，文献记忆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即以对文献记忆的指称为例，至迟在中古汉语中，已经有“讽”字表达“记忆文献”(“倍[背]文曰讽”)；而在英语中就很难为“背文”找到一个对应单词，只有长词组 “word-for-word/ line-for-line repetition”能描述它。拥有专称，这是文献记忆在古典中国文化中相当被关注的一个体现。另一个有趣的文化对照是，希腊人发明了“记忆术”，中国人则发现了“文献记忆方”：“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坐在立亡。”仙方和专称一样，也说明文献记忆得到了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度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时代的人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关注文献记忆，留下了更多关于记诵的故事。傅汉思在研究唐代正史之《文苑传》时就发现，在唐代史官们看来，“惊人的记忆力似乎是当时文人不可缺少的特点”。事实上，这个特点既不限于文苑，也不限于正史，也不限于唐代。在中古时期的各种性质的人物传里、各种性质人物的传里，记诵能力都是常见话题，比如：
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
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晋书·苻融载记》)
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便写赴，无所漏脱。(《宋书·吴喜传》)
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魏书·杨大眼传》)
经目必记，历耳不忘，求籍人间，阅书肆里，不知雨风，岂悟坑穿。(《魏张满墓志》)
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梁书·昭明太子传》)
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旧唐书·蒋乂传》)
“惊人的记忆力”并没有特定的人物群体偏好，它可能发生在知识精英身上，也可能发生在胡人、武人、胥吏甚至不甚识字的人身上。这些记载唯一的共性是出现在中古时期，而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在“博文强记部”抄录了清以前106个文献记忆故事，其中中古时期的就占到了71个。同样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抱朴子》中出现诵书仙方，绝非偶然。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格外强调文献记忆，这个特点正是在中古时期形成的。
但问题是，在物质文献史上，中古时期正是纸代替竹帛、书写越来越便利、书籍越来与丰富的时期，文献有了更好的、更多的物质载体，为什么反而更需要记忆这个载体？为什么记诵高手在这个时期的史料中井喷式地出现，而不是在文献流通更艰难的古代，或者接触书籍机会更多的雕版印刷时代？
一、文献记忆：
文献还是记忆？
支配文献记忆行为的是文献记忆观念，后者同样是随时变化的。比如体现在计量方式上，今天人们说背诵一篇文章、一段课文、三百首唐诗，计量单位(篇、段、首)多是根据文本内容设定的。而前引《抱朴子》收录的背诵仙方中，有一道药效是“日视书万言”，“言”(字数)作为记诵单位今日已罕有使用，在中古时期却相当常见，比如：
(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
(李郱)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
除了“言”以外，“纸”也常常用来衡量记诵量：
姚主即以药方一卷，民籍一卷，并可四十许纸，令其诵之三日，便集僧执文请试之。乃至铢两、人数、年纪，不谬一字。
(长孙绍远)年甫十三……读月令数纸，才一遍，诵之若流。
兄敬嗣，时因禀训，读《上林赋》于前。太妃一览斯文，便诵数纸。
属颜鲁公许试经得度，时已暗诵五百纸。比令口讽，一无差跌，大见褒异。
字数和纸张数都与文本内容无关，而与物质文献的视觉样态有关。而且，它们其实也是中古时期写本制作的计工单位。用字数和纸张数计量背诵量，说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文献记忆与物质文献有相当的同质性。可以说明这种同质性的另一个例子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时特别强调其口语记忆的源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且这个源头与小说被置于诸子十家之末且独被著录者评曰“不可观”有直接关系；但是《汉志》著录伏生本《尚书》，并不因其来自文献记忆而区别视之。写出记忆中的非文献内容和写出记忆中的文献性质截然不同，对后一个行为，“来源于记忆”这一点被完全忽视了。这也说明，文献记忆在当时更多地是被从文献而不是记忆的角度来认识的，它的产物作为一种虚拟书籍，与实体书籍并无本质区别，不过一个是储藏在体内，一个是在箧中而已。
人体能够成为书籍的储藏地，这种观念也在当时的很多言论中有所体现。汉末的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写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世说》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对曰：“我晒书。”东魏的崔㥄被人称赞“胸中贮千卷书”。文籍满腹、晒腹曝书、胸中贮书，这种描述方式就和早期文献中的“多识前言往行”(《易·大畜》)、“博闻强识”(《礼记·曲礼》)、“前事之不忘”(《战国策·赵策》)之类不同，落脚点在人体与书，而不是记忆与知识。更直观的例子是，汉唐史料中常可见“书笥”“书厨”“书簏”“书箱”“书库”“书箧”一类人物绰号，还有人被称为“皮里晋书”“皮里阳秋”，被称为“肉谱”，乃至有被完全取缔了“肉”的存在而直呼为“人物志”的。这些绰号无论褒贬立意何在，它们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现，都基于人可以作为书籍储藏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与以字数、纸张数来计算记诵成果，是相互吻合的。
如果人体是书籍的储藏地，那么文献记忆的行为，就是为书籍制作一个藏于此地的复本，这与抄写一个复本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制作“记忆本”的流程、要求，与制作写本也是一致的。
文字准确是制作写本的核心要求。早期的文献记忆，正如朱熹指出的，孟子凭记忆引据《诗》《书》每每有误；汉人凭记忆授经也常出现错字，当时并无一字不可差的要求。但在中古史料中，用“不差一字”“一无舛误”描述文献记忆已经非常常见了，文献记忆理论上应与诵本严格一致，应该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确立的准则。
至晚在南朝后期，“不差一字”、“一无舛误”的标准已经不仅适用于书籍内容，而且还适用于书籍的作者、书名、目次、版式等信息。据说当时萧劢能把《东观汉记》背诵到“卷次行数亦不差失”的程度，而长于记诵的刘杳能准确识别各种文献片段的出处。文本与书名目次版式间的有效对应，使人体中的一部部书籍卷帙分明、互不混杂，就像它们的体外版本一样。
南朝的藏书家们宣称，抄书、藏书的目的是“备遗忘”，换言之，物质文献是作为“记忆本”的校本被收藏的。不惟物质文献可校“记忆本”，“记忆本”也可校物质文献，《旧唐书》载唐玄宗见凌烟阁“左壁颓剥，文字残缺，每行仅有三五字”，随行的蒋乂认出这些文字是圣历中侍臣图赞，“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这就是以记忆本为校本的一个实例。
字字对应，不脱不讹，定名析卷，布置版式，最后以字数和纸张数计算工作量，这本是制作写本的相关概念，而文献记忆也一一接受了。不仅如此，物质文献的校勘概念也被文献记忆接受了。“记忆本”和写本二者间可以自如互校，这更说明当时人使用物质文献的制作和校勘概念去描述文献记忆，并不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而是真正将“记忆本”视为版本学意义上的文献形态。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时期人有将文献记忆直接视为一种文献的倾向。
二、记忆本及其特性
就像面对“选择记忆还是选择文献”的时刻一样，现在人们面对文献也有了两个选择：记忆本，还是写本？
记忆本的一个显著优势是成本低。对没有经济能力置办实体书籍的人，记忆本的意义尤大。《后汉书》载王充早年家贫无书，就去卖书的地方蹭看，“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荀悦据说也是“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借书并制作一部记忆本是贫者求学的常态，东汉延笃学《左传》而无力置办纸张抄写，就找人借一部背了下来，梁代的任孝恭也是“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还有人利用佣书的机会，在为雇主制作写本的同时为自己制作了记忆本，比如东吴的阚泽、南朝的王僧孺和朱异。而记忆本的低廉不仅体现在经济成本上，也体现在知识成本上，非但不花钱可得之，不识字也可以，北魏名将杨大眼就是通过有声读物的方式获得书籍：“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
记忆本的另一个优势在机动性。人们即使拥有了物质文献，也可能在战乱、火灾、迁徙等等不测中再次失去；或者物质文献没有亡佚，却在需要使用时恰巧不在场。但记忆本总是随身的，蔡琰在汉末的流徙中丢失了父亲蔡邕留下的四千余卷藏书，她后来仍凭记忆重新写出了四百余篇。梁代的陆倕借得一部《汉书》而不慎丢失其中四卷《五行志》，后来也是凭记忆“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唐太宗命人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一时找不到书，虞世南现场默写，“不失一字”。记忆本一旦拥有，就与记忆者同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一部书的记忆本，才是真正拥有了一部书。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古时期的藏书家并不以收藏实体书为最终目标，藏书的终极追求是藏得记忆本，获得实体书只是藏书流程的中间环节。前文提到，南朝藏书家萧钧和王筠都称自己抄书、藏书的目的是“备遗忘”：抄是为了帮助记忆，藏是为了给“记忆本”保留一个校本，俾其永远完善地存于体内。如果对记忆力足够自信，甚至这个校本也不必备，陈代学者沈不害写文章“操笔立成，曾无寻检”，而家中也从不置藏书，大概因为实在用不上。柏拉图担心的文字使人们不复记忆的情况，在沈不害这里遭遇了反例。
沈不害的故事也说明记忆本还有可“寻检”的优势。在沈不害的时代，书籍的流行装帧是卷轴装写本，这种形态的书籍尽管已经较简牍取阅为易，但查检信息仍是极不方便的。英国古典学者对希腊书卷之缺陷的一些总结，完全可以移评中国的卷轴书籍：
读者慢慢展卷阅读，同时用一只手将已经读过的部分收拢，这个过程结束就是将整个卷轴的内外层次倒转过来了，所以在下一个读者展读之前要重新卷一遍。这种图书形式的不便之处显而易见，尤其别忘了当时有些书卷长逾十米。另一个缺点是图书所用的材料不结实，容易损坏。不难想象，当一个古代的读者需要去查证一处文献时，不到万不得已，都会尽量依靠记忆而不愿费事去查检，况且这个过程还会增加书的磨损。
正因为如此，当中古时期的读者需要检索文献时，有时不是去查书，而是去找人。《梁书》说沈约、任昉等人“每有遗忘”就去访问学者刘杳，沈、任都是中古时期第一流的藏书家，但对他们而言，刘杳的记忆本显然比自家的写本使用起来更便捷。北齐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人一次讨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于是呼王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身边有书但“讨阅不能得”，这个缺陷使写本无法与记忆本相抗衡。
记忆本的第四个优长在利于理解，或者确切地说，是中古时人人为地在熟读成诵与理解文意间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似肇见于魏明帝时董遇的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而其影响至为深远。在萧梁，萧绎敦促子弟读五经，也强调“读之百遍，其义自见”。唐人王友贞九经皆读百遍。乃至7世纪末留学印度的义净会以“斯等诸书，并须暗诵……同孔父之三绝，等岁释之百遍”的格义式描述介绍当地五天俗书的教学情况。所以记忆本不仅自带检索工具，还长期被认为自带解读工具。
从义净的说法来看，根植于印度文化的口诵观念，和中土自产的以诵读求理解的观念，在当时人心中大概是混杂糅合的。而这种糅合的结果就是，有些俗书的读诵或背诵行为也有了诵经般的仪式感和修行色彩，甚至产生了诵经般的祛魔感应效果。记忆本通向理解，甚至制作和不断诵出某些特殊文献的过程通向功德，这是记忆本性质中最为特殊的两点。
由此看来，记忆本在获取、携带、传播和使用方面，都有写本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写本是可视的，可分享的，而且是可以穿越时空分享的，这些优势记忆本也不具备。至此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回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文献记忆与物质文献同步繁荣，正是因为此时它们二者间有互补性；关于记诵的故事在中古时期井喷式的出现，就是因为物质文献的发展增加了人们接触书籍的机会，但其结构设计、制作工艺、存藏条件还远远实现不了那时人们对文献的所有要求。因此，为文献制作记忆本仍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某些内容的文献，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制作记忆本。
三、记忆本的内容偏好
除了作为基础知识构成的儒家经典外，最容易被人们选中制作记忆本的文献，一定是最需要利用记忆本优势的文献，或者说，最需要避免写本劣势的文献：大概不会有人去背诵类书，因为类书自带的检索便利，消解了辛苦记诵的意义。
谱牒是中古时期一个有时代特色的记诵对象，前文提到的唐人李守素，就因长于此道，人称“肉谱”。在李守素之前，南朝背谱之风更盛，萧绎说自己13岁就开始背《百家谱》，甚至背到身心严重受损。谱牒在当时有多重社会功用，选官、议婚、避讳都要以之为据，而主要是指导日常避讳的功用引发了制作记忆本的需求，因为总不宜在接对人物时临场查本。关于谱牒文献的记诵，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王弘得了王僧孺的《十八州谱》后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显然已经有复本在体。齐竟陵王萧子良命谱学家贾渊修过一部《见客谱》，从性质看，大概也是要背下来的。
谱牒类文献内容无逻辑可言，背诵难度大，因此常在传记中作为展现传主记忆力的道具出现(或者是与谱牒性质相近的名籍、宫籍、批量人名)，其实传记作者的这种主题偏好，还是受了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背谱之风的影响。众所周知，谱学在极为兴盛，但流传下来的谱牒文献却几乎没有。前人论此，多归因于江陵焚书之厄和后来的隋末战乱，但某一类书在书厄面前特别脆弱，根本上还是因为这类书相对于其他类书，复本更少。换言之，在谱学兴盛的时期，很多谱牒恐怕是以“肉谱”的形态活跃于世的。《魏书》说高谅“造《亲表谱录》四十许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纸谱本来就是肉谱的衍生品，如果后者无意著述，不发生这种衍生，那谱牒就不免随肉身湮灭了。
另一个常见于中古时期的记诵热点是故事类文献，如历朝史事、注记、律令、奏章、仪注等等。《魏书》有一段记载生动地体现了熟记故事的政治效力：延昌四年正月某夜，宣武帝崩于式乾殿，留下年仅五岁的太子，两天后，宣武帝的同母弟、一直被软禁在华林园的广平王元怀扶疾入临，“径至太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面对突发的逼宫，大臣们愕然相视，莫敢抗对，侍中崔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怀声泪具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还，频遣左右致谢”。“以古事裁我”的强大威慑力，体现了故事行政被广泛承认的权威性，也说明腹中储备故事以备非常的必要。
档案、注记类故事文献成为记诵热点，也与其接触群体有限、且集中贮藏于相关政府机构的特性有关。这种典型的集中秘藏易致集中焚毁型文献，正是记忆本发挥优势所在，尤其在政权频繁交迭的时代。萧齐初建时，大概台阁故事又一次毁于易代战火，徐勉向萧道成推荐能够背诵晋、宋起居注的孔休源为尚书仪曹郎，自此“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所以在中古时期，尤其在礼仪制度、铨选制度尚未得到系统、稳固建设的唐代之前，常能见到熟诵历代故事的人物颇得以接近权柄，成为重要的政治顾问，像孔休源，以及前文提到的因博悉晋代故事号为“皮里晋书”的刘谅，并皆其例。
从崔光的事例还可以看到，汉故事在当时仍有政治效力，因此《汉书》在魏晋已降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记诵热点，所以范晔对《汉书》有“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的观察。除提供故事外，史书中另有丰富的政治、社会、军事、地理信息，也常因此为经世者所措意，庾信在《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中就夸赞时任凉州刺史、总督河西甘瓜诸军事的崔说“敦煌实录，宛在胸襟；玉门亭障，无劳图画”。
唐代以后，随着诗赋举士政策的推行，诗文作品又成为一个新的记诵热点，像前引韩愈《李郱墓志》，就提到李郱能暗记《文选》。《文选》白文也约有40万字，体量不俗，它和各种别集的热门，恐怕挤压了传统背诵热点的记忆空间，按代宗朝礼部侍郎杨绾的说法，就是“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由此也可见，记忆本的内容偏好是随时变化的，但总以实用为指归，人们为参政而背诵历朝故事、起居注、史书，为选举而背诵诗文，为社交需要而背诵谱牒，所以萧绎尽管少年时躬丁其酷，后来也还是教导子弟要特别留意谱牒。
总之，记诵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过去常常理解的文人炫博。有谁会为了平生未必能碰到几次的表演机会，逐字逐句连内容带版式信息地背诵下一部部稀见书？当人们为一种文献制作记忆本，主要还是意图利用记忆本拥有而写本不具备的某些特性而已。
四、写本的新变与记忆本的衰落
记忆本和写本既是两种互有短长的文献形态，那么对于藏书家来说，最理想的收藏大概是所有文献两种载体各入一本，而这就会导致写本越多、越易得，人们想背诵的书籍、能背诵的书籍就越多。事实上，记忆本确实有和写本同步扩张的迹象。以记诵量来说，从“十来岁为秦博士，到九十多岁也不过能背《尚书》二十九篇”的伏生，到2世纪末“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按总字数将近40万)的贾逵；再到8世纪中期十四五岁时已经“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的李郱，背诵体量是一路飙升的。以记诵范围来说，人们的涉猎领域也在跟随着写本扩张。齐梁时期，搜罗珍奇书籍成为一时风尚，文献记忆活动中就迅速出现了稀见书。当时拼比文献记忆力的隶事游戏，就以背出别人不知道的典故为胜；而前文提到的那位为人提供肉体检索的刘杳，在他凭记忆给出的检索结果中，也能看到《论衡》《新论》、朱建安《扶南以南记》、杨元凤《置郡事》等超出常规经史范围的书籍。
但是另一方面，史料也告诉我们，除了那些第一流的学问家、藏书家外，最常见的记忆对象还是几类实用性文献。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务实虽然不是最理想状态，却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能将最实用的文献记诵下来难度就已经不小。《梁书》说萧绎五岁能诵《曲礼》，将他描绘成典型的中古记诵神童，但如前文所说，他本人也坦承背《百家谱》背得“感心气疾”，差点出生命危险。而在李郱的背诵书单里，出现的其实都是应明经、进士科涉及的常规书目，可背诵总字数已经达到了百万级。基础背诵量已然巨大，新书籍还在不断生产，毫无疑问，记忆本以无涯逐有涯的步伐终会停止下来。
而且，物质文献不仅体量将不断膨胀，制作技术也将不断进步。技术进步会导致成本降低，成本低会导致价格下调，也会因此产生出更多的复本。一旦书籍复本增多，即使遭遇战火，记忆本的价值也不会那么大了。根据学者对历代书价的考证，8世纪后半叶每卷书折米量59斤，9世纪上半叶激增到100斤，可以明显看到安史之带来的价格波动；但12世纪后半叶书价每册折米量13斤，与11世纪中叶的数据持平，南北宋的更迭对书价的冲击已不明显。这种趋势说明，由于有了更进步的书籍制作技术，记忆本的优势已经被部分削弱了。
而记忆本最为擅场的检索优势，还受到了类书的挑战。早期的官修类书往往卷帙庞大，动辄仿象天地，包罗万有，并无检索优势。但隋唐以后私撰类书大量增多，这些类书的特点就是贴合作者自己的检索需要来设计，比如李商隐编写过两卷的小册子《金钥》，这部书仅由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四部分构成，以为“笺启应用之备”。唐代的两位制诰大家张说和陆贽也编有类似的工具书，张书名为《事对》，全书10卷，陆书名为《备举文言》，全书20卷。后蜀文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书名就叫《备忘小抄》。当时的私人小工具书也在需用者之间流通，像《新唐志》录有东川节度掌书记李途的《记室新书》三十卷，“纂集诸书事迹为对语，列四百余门。职方郎中孙樵为之序。”请人作序，可见编纂的初衷就有流通之意；文谷《备忘小抄》据说也“世多传写之”。总之这些实用性类书卷帙往往不大，方便检阅、携带和流通，它们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写本结构设计上的一个新创。
写本不可能取得记忆本的所有优势项，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它改善了自身的很多劣势项，而且新结构类书的出现，使写本也模拟到了记忆本的重要特长，那么随着书籍的增多，逐一制造记忆本，不仅将是不可能的，也将是不那么必要的。而一旦这种情形发生，人们对记忆的观念必将变化，戏剧性的记诵故事将不再那么吸引人，人们对记诵的追求也将趋于理性化。
这种记诵观的理性化在宋代就已经很明显。以史籍记载的记诵速度来说，汉末夏侯荣能每日能背诵千字，东晋道安可以达到五千余字，而《抱朴子》的仙方明确告诉我们，当时人理想的记忆速度是日诵书万言。但宋人郑耕老《读书说》却实实在在地说，中材之人每日能诵300字，“天资稍钝，中材之半”的，每日能诵150字。以史籍记载的记诵准确度来说，中古史料中触目皆是“不差一字”、“一无舛误”，程颐却说这种追求是玩物丧志。而记诵和穷理的关系也得到了一些反思，像“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这句话，就被《册府元龟》归入了“偏执”门。记诵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固然不可能到就此停止发挥影响，但不同声音的出现，说明记忆本的黄金时代毕竟已成为过去了。
结 语
《汉书·艺文志》说，《诗经》能遭秦火而全，“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不须上溯秦汉，即使在写本甚至刻本都已经成熟的宋代，对一些因特殊原因无法产生写刻本的文献，记忆本仍是珍贵的机会。女词人朱淑真死后，手稿就被父母“一火焚之”，直到后来魏仲恭在旅店听人背诵朱词，大受打动而录以成集，这才有了我们今日仍能看到的《断肠集》。问题是，记诵虽然长期默默参与着文献的传递，却因其无形而难为后人察觉。尤其对物质文献明显走向繁荣的中古时期，我们只顾勾勒竹帛到纸的物质文献史，却基本忽视了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在和写本一起承担着文献传承任务的记忆本。尽管史料中突然出现了数量多到惊人的记诵的故事，而当我们注意到这些故事时，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在流传下来的中古文献中，有哪些经历过文献记忆再诵出的环节，就像蔡文姬背出的四百余篇那样？有哪些像经过记忆本的配补校勘，就像陆倕交还的《汉书》、蒋乂补全的“圣历中侍臣图赞”一样？
记忆本对文献流传的参与，其实可以从古文献的同音异文中看到一些痕迹。柯马丁在研究郭店楚简、上博简和马王堆帛书所反映的中国早期写本形态时就推测，文献中大量同音异文的存在，说明记忆可能参与了文献的传播。而同音异文，尤其是音误字，在敦煌写本中仍然大量存在，比如伯3480号王粲《登楼赋》中，“陶牧”的“牧”被写为“沐”，“人情同于怀土”的“同”被写为“通”，这种误字，基本可以判断是默写造成的。更明显的例子是，敦煌写本中的音误字还有不少带着西北方音特色，比如“色”“索”二字在唐五代西北方言中读音接近，因此常见混用。同音异文不仅见于敦煌写本，在今存唐诗中也大量保留着，宇文所安因此猜测，部分唐人诗集是当时诗歌被吟诵后、由听者根据记忆抄写出来而形成的。如果考虑到不同的背诵者、记录者合作形成的口录本、作者自录的初稿本、作者多次反覆修改流出的一二三稿本及其再次形成的记忆本、口录本，这些版本全部参与了文献的形成，那么正如柯马丁指出的，在写本间建立文本族谱的研究模型是十分危险的做法，中古文献的形成和流传史，因为记忆本的加入，恐怕要比我们过去想像的复杂得多。
记忆本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承文献或者传承文献的一个版本，作为一种需要凭藉天赋和努力才能获得文献形态，它的得来不易，始终在刺激着物质文献谋求创新，不断模拟记忆本的优点，以冀减轻记忆的负担。因此，书籍的制作原料、工艺、装帧乃至内容结构，都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些要素始终在互相配合、不断调试着，以尽可能多地取得记忆本易得、易读、易检、易携的优点。推动物质文献发展的，有记忆本这双看不见的手。
跳出文献史，记诵行为的文化意义也颇值得关注。中古社会在承接前代文献遗产的同时，也在以比前代更快的速度生产新的文献，同时由于纸张逐渐代替竹帛，文献因制作成本降低而流通量更大，这些都意味着人们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书籍，并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接触到书籍的机会——无论是借、蹭、看、听——获得一个记忆本。每一个背诵者都是肉体的书籍、肉体的图书馆，不仅如此，他们还是行走的书麓，通过他们，书籍可以再次传播出去，甚至能传播给无法阅读的人。中古时期书籍的流通量，恐怕也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大。
背诵是如此平常，以至于我们从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献和文化现象来考察。但事实上，记忆本分担写本的责任，改变写本的面貌，刺激写本的发展，并服务到了写本服务不到的对象，没有记忆本的中古文献世界，反倒是无法想像的。